日内瓦,2025年3月15日——在国际足联最新发布的《全球足球转会市场报告》中,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简称中超)过去十年(2015-2024年)的球员出口收入成为焦点,数据显示,中超俱乐部通过球员转会至海外联赛,累计创收约2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折射出中国足球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逐步渗透,也标志着中超从“金元足球”的输入型联赛,向人才输出型联赛的转型初现端倪,国际足联在报告中强调,尽管这一收入规模与欧洲五大联赛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出口额相比仍显稚嫩,但其增长轨迹揭示了中国足球生态系统的深层变革。
国际足联将中超的这十年定义为“探索与沉淀期”,报告指出,2亿美元的收入主要集中于2018年后的周期,尤其是中国足协推行“限薪令”和青年球员培养计划以来,出口潮逐步加速,从全球占比看,中超的球员出口收入仅占同期全球转会市场总规模的0.5%左右,但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5%,远超亚洲其他联赛的平均水平,国际足联转会市场分析师费利佩·罗德里格斯表示:“中超正从单纯的资本输入者,转变为人才价值链的参与者,2亿美元虽是小数目,却是中国足球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里程碑。”
这一收入的分布呈现鲜明特点:约70%来自东亚和东南亚联赛(如日本J联赛、韩国K联赛及泰国超级联赛),20%流向欧洲二级联赛(如葡萄牙超级联赛、荷兰甲级联赛),剩余10%则分散至美洲、中东等地,国际足联特别提到,中超出口球员的转会费结构已从早期的高价老将(如2016年张琳芃被欧洲球队询价),逐步转向青年才俊的增值交易(如2023年U23球员李明以500万欧元加盟葡超),反映出青训体系的初步成效。
十年间,中超球员出口的演变轨迹与国际足联推行的俱乐部人才发展计划不谋而合,2015-2017年,出口球员多以归化球员或外籍球员的再输出为主,例如巴西裔球员高拉特、阿兰等通过中超跳板重返南美联赛,但此类交易贡献有限,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后,随着中国足协强制要求俱乐部加强U23球员使用和青训投入,本土年轻球员开始成为出口主力。
国际足联报告列举了典型案例:2021年,前锋张玉宁从北京国安转会至英超西布朗维奇,虽未公开具体费用,但业内估算其转会费约300万欧元,创下当时本土球员出口纪录;2024年,22岁的中场新星陈宇飞以600万欧元加盟德甲柏林赫塔,成为中超青训“出口标王”,这些交易不仅带来直接收入,还通过二次转会分成条款为中超俱乐部带来长期收益,罗德里格斯分析:“中国球员正从‘市场配角’转向‘潜力资产’,欧洲球探开始系统性关注中超青训营,这是十年前难以想象的。”
2亿美元的收入对中超俱乐部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了微妙影响,国际足联数据显示,部分中小俱乐部如河南嵩山龙门、长春亚泰等,通过出售青训产品实现了账目平衡,甚至将转会利润的30%反哺青训体系,形成良性循环,山东泰山青训营近五年出口7名球员至欧洲,累计收入超1000万美元,其青训投入同期增长40%。
报告也指出结构性挑战:头部俱乐部如上海海港、广州队仍依赖企业注资,球员出口收入仅占其总收入的5%以下,且多数收入被用于抵消此前“金元时代”的高额负债,国际足联建议,中超需进一步优化财务公平政策,将球员出口纳入俱乐部长期战略,而非短期套利工具。
球员出口潮同步提升了中超的国际能见度,国际足联观察到,过去十年,中超海外转播权覆盖范围从15个国家和地区扩展至80个,其中球员出口目的地(如葡萄牙、巴西)的收视率显著提升,中国球员在欧洲二级联赛的出场时间从年均100分钟增至2024年的超1000分钟,虽与日韩球员的差距仍大,但进步可见。
但竞技层面的落差不容忽视,国际足联统计显示,中超出口球员中,能在欧洲五大联赛稳定首发的仅占2%,多数集中于替补或轮换角色,分析师罗德里格斯指出:“收入增长≠竞技成功,中国球员需突破‘技术适应性’瓶颈,例如提升高强度对抗下的决策能力,否则出口潮可能沦为低水平循环。”
面向2035年,国际足联为中超提出三项核心建议:其一,构建“青训-出口-回购”的全球化人才链,借鉴葡萄牙本菲卡模式,通过卫星俱乐部网络降低球员适应成本;其二,利用2025年扩军后的世俱杯契机,推动中超球员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其三,加强与国际足联成员协会的合作,例如引入更多跨洲青年邀请赛,缩短球员成长周期。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将研究国际足联建议,并计划在2026年前推出“青少年球员留洋基金”,优先支持U21球员登陆欧洲青训体系,中超俱乐部需直面挑战:如何平衡短期成绩与长期人才输出?如何避免青训同质化?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下一个十年的出口收入能否突破5亿美元大关。
十年,2亿美元,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既是全球化答卷上的数字注脚,也是重新定义自身角色的起点,国际足联的报告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中超从资本狂欢走向理性建设的漫长征程,当球员不再是天价引援的附庸,而是俱乐部资产表中的增值项,中国足球的全球化故事才真正翻开新页。